「批判擂台」之 末代行業步入絕境 兩岸雷同原一家親

 
末代行業步入絕境!
 
兩岸雷同原一家親?!
 
 
        吳 進 義
 
  被指為「末代行業」的新聞從業人員日子越來越難過了!不僅僅是台灣?!連鄰近的東南亞各國的記者同業因盡忠職守而失去職業尊嚴!更有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生命!
 
  據「菲律賓星報」撰文指出,二○○八年至二○一二年中,已有包括外國媒體在內的四十七名記者在菲發生意外!其中還有人遭恐怖組織綁架!
 
  二○一四年十月初,緬甸自由撰稿記者翁奈在軍方拘留中心被槍擊死亡!軍方表示他試圖逃跑才被開槍打死!但家屬質疑他遭酷刑折磨而死!十月中,柬埔寨記者丹迪在採訪非法砍伐、走私運送木材時,疑遭木材商雇凶槍殺!
 
  最惡劣的是,泰國總理、前陸軍總司令帕拉育受訪時,公然對一位男記者又是摸頭、又是搓耳!看來記者像是記者在那「卑躬屈膝」如同政治人物的「寵物」!
 
  翻開八十七年九月八日,記者曾撰文:
 
假記者為非作歹 真記者蒙羞
 
假記者狐假虎威 媒體希檢調單位追查
 
  「九一」記者節才剛過去,但到處充滿了花錢買一張「記者證」,到處招搖撞騙的「假記者」,這些「假記者」不但到公家機關「狐假虎威」大肆吼叫,還有些在自用轎車上貼上「公務車」或「採訪車」字樣,拒絕警方盤查、臨檢,為非作歹,掩護非法,令每位在採訪工作上流血、流汗的真正跑新聞的記者恨得牙癢癢的,而最近中部地區出現一個合法的社團「非法」大發「停車證」,其目的是警告拖吊業者「不准」拖吊,大享「治外法權」引起各界側目,各界對這些「假記者」越來越囂張的行為,均表憤慨。
 
  自報禁開放後,許多新報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,但因經營困難,有些以販賣「記者證」為主,一張「記者證」動輒賣到四、五萬元,有些有心人士買到後,儼然以正牌記者自居,他們不但到各公家機關「關說」包山包海,有些還到處包娼,這些「假記者」最大的特色是在自用車貼上「採訪車」、「公務車」等以驕其身分。
 
  台中市自開放民間業務拖吊後,因競爭激烈,不守交通規則被拖吊的頻率急速升高,這些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好的「假記者」,千方百計「混跡」到合法的「台中市XX記者協會」,再由一些「魚目混珠」的會務人員發給「停車證」,其目的是欲享「特權」,警方拖吊業者不要拖吊。
 
  據許多媒體工作者表示,這些花錢買證的「假記者」無孔不在,成群結黨,嚴重破壞名譽,令「記者」地位一落千丈,使他敢怒而不敢言,前不久台中市曾出現用救護車掩護販賣槍枝的案件,而這些掛「停車證」的車輛中,難免有掩護「通緝犯」、「槍擊要犯」及宵小之嫌?!他們希望檢調單位深入追查其中是否有不法情事,大力取締,不要讓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,讓終年辛苦的媒體工作者蒙羞。
 
光陰似箭,迅即十七易寒暑!可悲的是從前風風光光的媒體界更是江河日下!那時一張「記者證」可以「賣」到四、五萬元!現今淪落到二、三千新台幣!一張署名「中國新聞記者協會」賣出的「服務證」僅賣三千塊錢新台幣!更惡劣的是,還附送一張「民眾X報」的「記者證」!依據「人團法」規定,參加各種人民團體、協會〈公會〉,祇能使用「會員證」!怎麼可以發「服務證」或「採訪證」!新聞記者協會會員「服什麼務」?!「採什麼訪」?!根本就是「騙財騙色」?!欺騙無知的青少年男女!可悲的是主管機關放任不管?!為之奈何?!
 
對岸的媒體大部份具半官分性質,改革開放後,新聞自由大幅的提升!但號稱民主、自由世界新聞界的流弊很快的將他們「染黑」!青出於藍,更勝於藍!諸君請瞧一瞧「二○一四年九月三十日」這一篇「新華網」的詳實報導:
 
21世紀傳媒斂財內幕曝光:讓企業花錢買沉默
 
    2014年09月30日06:30   新華網  
 
  新華網上海9月29日電題:“新聞聖徒”的台前幕後——21世紀報系涉嫌嚴重經濟犯罪案件追蹤新華社記者在很多人看來,這場“風暴”遠未停歇。
  繼9月4日“21世紀網主編等人被立案偵查”的消息公佈後,9月25日曝出又一重磅新聞,令此案的關注度持續升溫——“21世紀報系總編沈顥、總經理陳東陽25日下午被警方帶走。”
  次日,上海市公安局對這一消息予以證實,並稱上述人員因涉嫌敲詐犯罪,已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,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。
  短短數行的新聞表明,公安機關對21世紀網涉嫌嚴重經濟犯罪案件的調查,已經擴大到其母公司——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。特別是公司總裁、曾執筆寫出“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”“即使新聞死了,也會留下聖徒無數”等經典語句的著名媒體人沈顥涉案被查,令許多人唏噓感慨,也引發出更多的猜測與疑問。
 
  為此,新華社記者再赴上海,向專案組進一步瞭解案情,並面對面採訪了部分犯罪嫌疑人。通過他們自己的講述和辦案民警的介紹,更多案件內幕一一顯現。
  旗下已有三媒體涉案 “合作”企業達200多家
 
  一夜之間,從21世紀報系掌舵人變成犯罪嫌疑人,身陷囹圄的沈顥卻顯得出乎意料的平靜。對於自己被調查的原因,他似乎也很清楚。
  “我知道,公安機關這次對21世紀經濟報導、21世紀網等的查處主要是兩方面,一是通過負面新聞逼迫企業支付合作費用,二是收取企業的‘保護費’,承諾不對其進行負面報導。”沈顥說。
 
  辦案民警介紹,截至目前,此案已涉及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旗下的21世紀經濟報導、21世紀網、理財週報3家財經媒體,30多名相關人員被調查。除了沈顥、陳東陽之外,還包括21世紀經濟報導主編劉暉,21世紀網總裁劉冬、主編周斌、廣告部副總經理莫寶泉,理財週報發行人夏日、主編羅光輝、總經理梅波等人。
 
  被侵害公司的指證和涉案人員的供述表明,21世紀經濟報導、21世紀網、理財週刊利用其在財經界的廣泛影響力,與上海潤言、深圳鑫麒麟等公關公司相互勾結,指使下屬媒體記者通過各種途徑主動挖掘、採編擬上市公司、上市公司等的負面資訊,並以發佈負面報導為要脅,迫使諸如200多家公司與其簽訂“合作”協議,收取高額“廣告費”。
  上海新文化傳媒就是曾經與21世紀網、理財週報“合作”的企業之一。說起當時的情況,公司監事長餘某至今感到“很不愉快”。
  “2012年2月,我公司即將上市。上海潤言公司的張某某根據我們發佈在網上的聯繫方式找到我公司。”餘某回憶。張某某介紹了潤言公司的服務專案,並將一份廣告合作協定擺在了他的面前。
  “協議上有一批報價,包括21世紀網、理財週報等財經媒體,但價格高得離譜,登一篇文章或廣告要幾十萬元。”餘某打算壓低價格,但沒想到對方就沒打算談價格,而是直接攤牌。
 
  “當時,我印象比較深的是,張某某給我舉例說,某些公司因為沒有和潤言公司簽合作協定,結果被媒體進行負面報導,導致無法上市或者股價波動,付出了慘痛代價。”餘某說,由於正在上市的關鍵期,害怕對上市產生影響,只能同意和潤言公司簽訂合作協定。
 
  “這種敲詐是非常隱蔽的。”余某告訴記者,“部分媒體是跟我公司直接簽協議,另一部分媒體是跟潤言公司簽訂的打包服務協定,總共花在潤言公司和其要求合作媒體上的錢有上百萬元。”
  “合作”之後才能平安無事。但是,也有極少數企業在威逼利誘之下仍不肯就範,例如農夫山泉。
 
  “2013年3月14日,21世紀網發出了第一篇針對農夫山泉的負面報導,我們隨後進行了公開澄清。”農夫山泉董秘周力介紹,“我們沒有去(跟21世紀網)做一些私下的溝通或者是怎麼樣,因為董事會認為這個報導是不實的,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,不需要去低頭或者是屈服。
  周力沒料到,沒有“私下的溝通”招致了更猛烈的“炮火”。隨後的3個月內,21世紀網對農夫山泉的水源、品質標準等問題總共做了19篇負面報導。
  對這次報導,21世紀網總裁劉冬予以證實,並承認“這種報導規模和力度是很少見的”。
 
  “負面報導出來以後,沈顥帶隊拜訪我們公司,提出要跟我們合作,並進行正面報導,但被我董事長回絕。之後他們沒再找過我們。”周力說。
  “不低頭”的代價相當慘重。周力介紹,因為這些不實的負面報導,農夫山泉遭受了很多質疑,銷售受到很大影響,據估算利潤損失達數億元。
  “其實,我公司與21世紀經濟報導一直有廣告合作的,每年50萬元左右。”周力說,後來21世紀網的廣告人員私下透露了“秘密”——“你們之前不是跟21世紀經濟報導有過合作的麼?如果也花報紙半版的錢給21世紀網,那麼這個事情也就搞定了。”
  考核高壓+直接過問 變相“鼓勵”敲詐企業錢財
 
  辦案民警介紹,無論是21世紀經濟報導、21世紀網,還是理財週報,均有著基本相同的非法牟利模式。這三家看似獨立運營的子媒體,其實是相互作用,密不可分。
  “在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制定的大框架之下,擁有採編權的報紙和週刊記者負責采寫文章,網站負責刪帖和運營事宜,再配以財經公關公司牽線搭橋,最終形成了這三家財經媒體與潤言、鑫麒麟等財經公關公司聯手奪食的格局。”辦案民警說。
 
  值得注意的是,在21世紀傳媒公司多名高管的手機中,警方發現了大量“某某公司(的報導)不上網”之類的短信。
  “每一條短信都可能意味著一筆高額的公關費用。”辦案民警告訴記者,被負面報導的公司會主動找上門來,或者通過公關公司來溝通。科倫藥業、億騰醫藥、洋河股份、民生租賃等多家公司曾因被負面報導而找到沈顥本人。
  沈顥對此予以承認。他以21世紀網為例介紹,“不管是找到誰,都會被引薦到莫寶泉處,和企業洽談廣告合作事宜,並簽訂相關合同,收取合作費用。我知道,有些企業就會因此簽訂合作協定。”
 
  按照這樣的模式,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旗下的財經媒體與財經公關公司“合作”敲詐企業,獲取了巨額利潤。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,21世紀傳媒公司的管理層給旗下媒體制定了令人驚詫的經營目標。
 
  “2010年,21世紀網改版,當年正是IPO重啟,IPO企業極其注重自身聲譽。我看到這個契機,就和21世紀網的劉冬、周斌、莫寶泉等人說,要他們加強與企業的合作,尤其是那些極為注重自己聲譽的IPO企業。”沈顥說。
 
  劉冬供述,從2011年開始,公司領導將“上市公司”這塊業務交由21世紀網負責;同時下達了營收業務考核指標,“每年是八九千萬元,完成的情況與我和我的團隊的個人收入直接掛鉤”。
  2012年,由於沒有完成考核指標,劉冬沒有拿到足額的80萬元年薪;2013年,完成情況仍不理想。2014年年初開會時,沈顥向劉冬、周斌、莫寶泉等人放出了狠話,“完不成可以換人”。
 
  “我還要求他們跟IPO企業合作的數量要達到當年IPO企業總數的70%以上。”沈顥供述,“如果按照合法的經營方式,是不可能達到這麼高的。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,其實是利用考核指標這一工具,鼓勵甚至逼著他們用負面報導和‘有償不聞’的方式拉合作客戶。”
  對於理財週報,沈顥也制訂了類似的考核指標,要求他們利用負面報導逼迫企業“合作”。一旦有企業因為理財週報刊登負面報導的事找到沈顥,他會把企業介紹給相關負責人,由雙方協商合作事宜。
 
  “已經簽訂協定的企業,如果因為21世紀網負面報導的事找到我,我會指令劉冬或周斌刪除負面報導,履行對客戶的‘保護’。” 沈顥說。
  與網上刪除相比,21世紀經濟報導和理財週報履行“保護”的流程則稍顯複雜一些。
  21世紀經濟報導主編劉暉供述,對於已在報紙上報導的,沈顥給劉冬下指令刪除網站上的相應報導;對於還未在報紙上報導,但已經進入選題或者編稿的,沈顥會與相應版塊的分管領導或值班領導打招呼撤稿。
 
  “21世紀經濟報導曾經報導了一篇關於國家電網的負面新聞,國家電網去找了沈顥。”劉暉說,之後沈顥在一次編委會上明確,國家電網有意入股21世紀網,這樣國家電網就是合作夥伴了,以後不要再進行負面報導。
  “還有一次負面報導涉及的企業是平安集團和上海家化。沈顥很生氣,把分管編委叫過去批評了一頓,意思就是平安集團和上海家化都是報社合作客戶,怎麼能報導他們的負面新聞。”劉暉供述。
 
  同時,劉暉也表明了內心的糾結。“這是一種利用媒體影響力讓企業以投放廣告形式上交費用的行為,實際上我是不贊同的,我多次在編委會提出來,但沈顥不重視我的觀點。沈顥還要求,如果廣告部要讓採編部門與企業見面,採編部門應予配合,給客戶內心一種確認,有利於廣告部談下這個客戶的廣告業務。”
  違背承諾“撕裂”理想 “希望我的悲劇能讓媒體同行警醒”
 
  辦案民警介紹,本案涉及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,可能涉嫌罪名有強迫交易罪、敲詐勒索罪、商業賄賂罪等。而種種跡象表明,對於旗下媒體種種行為的性質及後果,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的領導層是清楚的。
  據劉冬供述,2014年初,北京某知名網站因新聞敲詐被查處後,21世紀網總裁劉冬、主編周斌等人比較擔心,專門開會進行研究,向沈顥請示21世紀網的類似經營行為是否要暫停一下。沈顥指示,“不要害怕,繼續要做,完成指標”。
 
  “其實我很早就知道這種新聞敲詐行為涉嫌經濟犯罪。但這種模式在媒體圈內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,是一種普遍的行為。”沈顥承認。他說,出於公司生存和盈利的考慮,他還是在這條非法牟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
  犯罪嫌疑人、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王卓銘則用了“覆水難收”來形容現在的局面。“一家企業就給你30萬元,50萬元,100家上市公司能有多少?這錢來得太容易了,而且你什麼都不用做,最好不報導。這就像吸毒一樣,吸上就戒不掉,只會越來越嚴重。
  連日來,沈顥進行了深刻反思,也多次表達自責與悔恨之意。“我在這些新聞敲詐中起到了領導、支持、協調、參與的作用。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。”
  沈顥涉案被查後,有網友感言:“沈顥有一句話是不錯的,‘沒有什麼可以把人輕易打動。除了真實。’但問題是,他在鼓勵別人真實,而自己卻做不到。”
  還有更多網友發問,這些曾經“尋求正義、愛心、良知”的新聞朝聖者,如今為何會跌入違法犯罪的泥潭?
 
  “學生的時候,我的理想就是從事新聞行業,當我夢寐以求地進入南方報業後,在很多前輩的指導下,我一直在堅持一種正義、愛心、良知的新聞價值觀,也只有在這樣一種價值觀的引導下才能去為公眾利益去服務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,我堅持的很好。”沈顥說。
  翻開沈顥的履歷,或許他所言非虛。沈顥,1971年3月出生,浙江嘉興人;1988年至1992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,畢業後進入《南方週末》工作,歷任新聞部主任、編委;1999年,他執筆寫下流傳甚廣的新年獻詞《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》。
 
  工作中展示出來的才華,為沈顥贏得了更多晉升機會。1999年1月,他出任南方日報出版社一編室主任;後又任職《城市畫報》社執行副主編;2000年10月,出任《21世紀經濟報導》主編;2003年,任21世紀經濟報系發行人;2008年,出任21世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,後兼任21世紀報系黨委書記。
  “在我的工作職責發生變化的時候,我不僅是一個媒體人,同時也是一個媒體的經營管理者。在現實操作層面,我確實違背了在新聞操守層面的基本觀念。”沈顥言語中透出更多悔意。
 
  “雖然我們內部規章制度嚴格禁止此類事情,我們平時也三令五申說過,但在日常執行過程中,我是默認的,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有時候,我甚至覺得這種臨時性的解決方案,也是我們媒體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,所以我會給他們提出這些要求。”沈顥說。
 
  “當有一些兄弟媒體因為這種事情出事的時候,仍然是置若罔聞,沒有抓緊機會去處理……現在,不應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。”
  “所以,我覺得這種變化讓我有一種被撕裂的感覺;所以,我覺得我違背了當初自己對新聞行業的承諾;所以,我覺得非常後悔。”沈顥如此表達自己此時的內心感受,並將這次的事件視為“一個悲劇”。
 
  “無論是21世紀的悲劇,還是我個人的悲劇,我希望能讓有類似現象的媒體同行警醒,堅持積極向上的新聞價值觀;同時,我也希望中國的媒體行業來一個大變革,能夠徹底清除媒體產業鏈條裡一些不光彩的、違紀違法的事情,讓中國媒體行業更加健康地發展。”沈顥如是說。
 

網站搜尋